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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这一数据创下了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比2013年最高峰时的1346.9万对，更是跌去了近一半。虽然其中不乏适婚人数下降以及疫情冲击等因素，但从长周期看，结婚人数随着世代更替逐渐递减，已经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家庭，同时又正在为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困扰的国家，结婚人数的持续下降令许多人忧心忡忡。不过站在全球的视野，这其实已成为常态，甚至有人称赞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不管是忧心，还是赞扬，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婚姻制度，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而它又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哪些影响呢？ 说起不婚这个话题，我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的四姑。在我们家族里，四姑至死都是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她没有结婚。在这个年代，不婚是件很罕见、需要背负巨大舆论压力的事情。 年轻时的四姑，外形靓丽、性格开朗，而且还颇有商业手腕和雄心。1982年，30岁出头的四姑，由于工作能力出众，在单位领导的鼓励下，正准备承包国营餐馆，大干一番。不料却突然被查出得了鼻咽癌。 虽然凭借她超级无敌的乐观心态——癌症界有句话，七成病死，三成吓死。当年和四姑一同在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的病友，后来都病逝了，只有四姑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多年以后，她们“抗癌俱乐部”组织体检，发现四姑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全部消失了。 此后的她，或许是因为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看透了生死，曾经的商业雄心，烟消云散，结婚大事也不再提及。尽管仍不乏追求者上门，但她都躲着不见，深恐拖累人家。所幸那时候，由于住房紧张，都是一大家子几户群居。靠着家族的庇护，以及左邻右舍几十年的交情，倒也没啥闲言碎语，四姑一直活得很自在。 或许是受她的影响，我们家的人结婚都很晚，无一例外均超过了30岁。有好几位姐姐，出嫁前都曾被长辈半开玩笑半揶揄：是不是想成为“四姑第二”呀？ 话虽这么说，但在那一代人心中，结婚还是人生头等大事，无病无灾的话不能不结婚。所以在我们这辈70后、80后成长过程中，催婚是一件几乎人人都遇到过的事情。特别是四姑后来因为独居期间突发中风，身旁无人及时报医而不幸离世，更是给了家中长辈们以巨大刺激，并经常拿此血的教训来劝导我们，不结婚的后果有多严重！ 不过最近这两年，不知是因为自觉年岁大了，管不了小一辈的事了，还是身边朋友同学子女不结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所以父母催婚的情况明显少了。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话不虚。但私底下，他们还是会纳闷嘀咕：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为啥都不结婚了？现在不结婚，以后老了怎么办？ 婚姻经济学认为，婚姻是人们为了满足于本性并降低交易费用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组合形式，类似于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要给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 回顾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历史，真正把婚姻和爱情结合起来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无论是古代西方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还是古代印度不同种姓之间互不通婚，本质上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即财富合并、风险共担，所以才会特别讲究门当户对，而毫不关心有无爱情，甚至不需要男女双方同意。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讲，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至于爱情，过去中国文人寄托于笔下的戏剧小说，为什么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千古传颂，就是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而西方贵族则选择在外寻找情人，所以我们读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或小说，但凡有点名气的人物，几乎都有情人。 同时，古代社会因为战乱频仍，男子死伤惨重，所谓“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而无论农耕还是游牧社会，又都需要劳动力，所以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 中国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才开始推广一夫一妻制，但真正严格执行、全面落实，要等到1950年《婚姻法》出台后。而在港澳地区，由于《大清律例》的延续，甚至到六七十年代都还存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比如著名的赌王何鸿燊，就有四房太太。 相比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无疑是一种进步。它的出现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财务地位的日渐独立，只是在很长一个阶段，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财务实力都不足以独立应付生活，同时生命科学的滞后，也使得要想繁衍后代，就必须结婚。 但这个阶段现在也正在过去。从经济角度讲，结婚的几大经济学好处，比如夫妻搭配，优势互补；降低生活成本；保险机制；分享家庭商品增值等，都已经可以自我满足，或者通过别的交易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聘请专业养老护理或入住养老院等来实现。 甚至就连生育这件事，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另一半面对面配合了。比如有些高龄单身女性就选择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生子……这种情况下，婚姻的吸引力自然逐渐下降，而其负面影响，比如遇到不合适的人所产生的时间、情绪、金钱内耗等则被放大。 不婚群体急速扩大，就连曾是最愿意结婚的省份河南，2022年比2021年结婚对数都下降了六分之一，超10万对。 至于外国，比如法国，签署同居协议（PACS）的人已经快赶超正式结婚的人了；而在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则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今天很多人担心结婚人数下降，主要是将其跟生育率绑定在一起。 但其实，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开来看。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提高人口生育率，努力恢复至2.1的更替水平是非常必须的，虽然很难。但如何提升生育率，是不是非得通过婚姻的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看，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 其中，智利“私生子”比率最高，达到了73.65%，哥斯达黎加、冰岛也都超过了70%。法国是60.4%，英国是48.2%，美国虽然总比例为39.6%，低于欧盟（41.3%）和经合组织（40.74%）的平均值，但其国内的黑人新生儿中，非婚生比例高达72%，西班牙裔则为54%。 在东亚国家，由于社会对于非婚生子的接受度还较低——日本、韩国都只有2%多一点，所以结婚数低就意味着生育率低。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持续恶化的人口问题，焦虑的国人会如此关心结婚数据。 但这种社会意识，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家族亲戚联系正在减弱，这两年甚至流行起一个词——断亲。既然亲都断了，来自家族亲戚的催婚压力也随之消解，青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更自由地选择婚恋及生活方式。 近些年，城市青年婚恋形态日趋多元化，除了较为常见的姐弟恋、丁克族，还有日渐流行的独身生育、或是领养孤儿等等。 看看国外，领养孤儿是一种常态，有些明明自己已育有子女，仍会去领养一两个孤儿。一些中国孤儿被外国父母领养长大，返回国内寻找亲生父母的新闻，也时有报道。总体来说，中国对于领养孤儿这块的限制和门槛是过多过高的，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精简、放宽。 当然，需要改变的远不止领养制度这一个方面。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单身不婚潮将对经济结构、社会需求带来冲击与改变。比如对住房数量的需求会增加，但面积需求会减小；又比如对社区型配套，如健身房、口袋公园、邻里中心等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大型中央公园、商业综合体的需求会减少…… 相比浪费口舌争论结婚数量下降是危机还是进步，不如接受现实，对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及早做好准备。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婚姻制度的变迁是如此，对少子化、老龄化亦然。 注：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商业洞察无关。如因作品内容存在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商业洞察联系。 ◆这是一本指引中国企业家、经理人决胜未来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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